家贫念贤妻，国乱思良将。

对企业来说亦是如此，尤其是企业陷入困境中，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时候，老板往往寄希望找来一个强人，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像刘备得了诸葛亮那样，如鱼得水，才开始看到鼎足三分的希望。然而，诸葛亮要从容的施展所学也不是那么容易，首先他没有漂亮的履历，除了读书耕地，看不出以往的工作成绩，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干起来效果怎么样，刘备心里也没底。关张兄弟更是怀着看笑话的心态冷眼傍观。等到曹操来攻，检验孔明本事的时候，刘备真不含糊，给了孔明尚方宝剑，连自己都听孔明的调度。关张等心里虽不服，也不敢违抗命令，结果，博望坡一把火让刘备心里踏实了，关、张也服了。诸葛亮这才算站稳了脚跟。历史上像刘备和诸葛亮君臣相知这么深的寥寥无几。

实践证明，经理人能够玩转的不多，原因何在。

对于经理人，基本上跟老板会有一个蜜月期，相互都抱着较大的期望，等过了蜜月期，一旦老板的信任和支持减少，他便很难施展。唐朝有个著名的奇袭的战役：李愬雪夜袭蔡州。如果没有唐宪宗的耐心和支持，李愬恐怕也难以成功。李愬接手时，唐朝军队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厌战情绪很高，李愬放出口风说自己是个胆怯的人，只想治理好唐州，不会去攻打吴元济的军队，以此来稳定军心。然后徐徐培养士气，总结经验，训练军队，等到军心可用了，打一些小仗来树立将士的信心。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致工作的漫长过程。多数情形下，老板和空降兵的耐性都没有那么持久，到来就希望烧三把火，一炮打响。可是火往往没烧对对方，该烧的没烧到，不该烧的又烧到了。弄得人心惶惶不少，威信一下子就烧没了，再烧就不灵了。

经理人没有根基，虽然有来自老板的授权，表现上可以发号施令，可是公司元老勋旧不买账，号令便下不去，或下去了也变了味。这就要看老板是不是一个强悍的老板，前秦的苻坚支持一介书生王猛施政，把那些对王猛做事设置障碍的勋旧一一清除掉，让所有的羌族权贵才屏声敛气，王猛的改革才得以大刀阔斧的进行，前秦很快就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经理人改革必然触及到元老勋旧利益，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必然遭到他们的猛烈反击，汉景帝时晁错为刘家的江山社稷着想，提出削藩之策，等到吴王起兵之后，晁错的政敌袁盎对汉景帝说，吴王起兵完全是因为晁错，杀了晁错吴王就会罢兵了，汉景帝便把晁错腰斩了，他认为能让吴王罢兵舍弃晁错这颗棋子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搞了一年四个月就夭折了，主政的范仲淹即到重贬。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触及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反对之势汹汹而来。而仁宗不是一个性格强悍的皇帝，顶不住压力，便中途而废，空余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到宋神宗时，皇帝是一个性格强悍的皇帝，能够为王安石扫清障碍，实施了几年，效果还没有来得及显现，弊病还没来得及调整，神宗驾崩了，变法的强力后盾没了，新法立刻被废除了，王安石即遭贬黜。比起王安石来，商鞅、吴起的结局就悲惨的多了，因为他们的变法，国富民强，可是那些私利受损贵族并不因此感激他们，相反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强大的庇护没有了，残酷的报复便随之而来。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一个领导，就意味着权力格局的调整。新领导希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贯彻，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班底，很容易去清洗原来执行层面的人，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震荡。而一些投机者则应运而出，强方百计去迎合新领导，他们执行的时候往往夹带私货。王安石变法便是如此，宋朝后面的士大夫评价他都说他错用了小人。

三国里写诸葛亮过江东舌战群儒说，在面对张昭的责难，指出刘备得了他之后混的反不如之前。诸葛亮回击中有一段用治病来比喻的话：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经理人倘若不顾这个企业‘病势尫羸’，一味的下猛药，这个病号便受不了。

像北朝的前秦，王猛改革前，还算健壮，改革后，高歌猛进，占了很多地盘，降服了不容的部族势力。可是吃进来了，没有消化。王猛临死时，警告苻坚警惕这个问题，可是苻坚着急一统天下，执意去征江东，以八十万对八万，结果肥水大败，两年后国破身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