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方遇上西方

西方哲学是很讲究理性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解剖”这个世界，找到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的种种互动、因果关系。因此两千多年来，西方哲人的主要工作都围绕在“逻辑化”所有事情上面，而同样的方法当然也就被应用在管理学的研究。

但管理与物理最大的不同，是物品受到外力干扰后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准确被预测到的，但当对象换成是人，不仅不同人碰到不同事物会有不同的反应，就连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碰到同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非常不一样的反应。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虽然已经近一个世纪，但事实上一直只绕着非常表面的层级打转，因为迟迟没有把“人性”一并考虑进来。

相对的，东方哲学比较注重“自我”的探索，因此一直以来也比较真诚的面对像是品德、态度、待人处世等等非完全理性的题目。当然这些道理很难“传授”，必须要靠个人的“领悟”，因此最终衍生出了很多看似“迷信”的行为 — 到庙里拜拜祈福，其实不是真的会有神明保佑你，而是因为你心安了，自然就比较不会犯错。

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我们也开始看到无论是哲学、科学或是管理学，都有越来越多东方与西方在互相启发的现象。

运气与成功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从东方的角度，“运”虽然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东西，但老祖宗早就留下“公式”，说我们只要多做好事，多积阴德，就可以换取更多的“福报”。当你用西方的角度去看，“做好事”与“得好运”这样的因果或许可能有正相关，但实际上很难采集资料与证明，可想而见为什么很少学者愿意去研究。

但如果你要说运气跟事业成功没有关系，那绝对是完全错误的论点。事实上，如果你去跟所有成功创业者聊聊，他们都会跟你说运气在一路上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运气与成功之间的关系，但又不能只是叫人们要多做好事，而这次 Collins 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角度，他去分析了 Great by Choice 七个成功与失败的对照组公司之间，关键的好运与坏运事件，并且做了数量上的比较。

结果发现，在研究的数十年历史里面，成功组的公司平均每家得到了 7 次的“好运事件”，以及 9.3 次的“坏运事件”，相对的，失败组的公司平均得到了 8 次的“好运事件”与 8.6 次的“坏运事件”。简单的说，也就是成功组公司得到了更少的好运，更多的坏运。

Return on Luck 运气报酬率

这当然不是证明好运与成功是负相关 — 14% 的差距应该不足以解释数倍到数十倍的市值鸿沟，当然更不是证明坏运与成功是正相关的。Collin 证明的，是无论成功组或是失败组，他们从幸运女神那里得到的眷顾，其实是一样多的。

“那不是白忙一场?”你说。是，但幸好 Collins 的团队并没有在那里就停下来，他们更进一步的去分析了两种公司如何处理这些运气事件，结果发现，塬来真正的差异就在这里。原来，当好运来临，10 倍者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用力的抓住这些机会，乘势而上，拉开与竞争者间的差距。而相对的，失败者却常常让机会来了又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

书中举了 Intel 与 AMD 这组成功失败对照，与他们之间几十年来的战争作为例子。90 年代中期，领先者 Intel 的 Pentium CPU 出现了一个其实很罕见的浮点运算问题，却演变成了巨大的公关事件 — Intel 的厄运与 AMD 的好运，IBM 因此宣布要停止使用 Intel 的 CPU—— 大家想要打击 Intel 霸权已经很久，这给了 AMD 抢走大客户的好机会，但结果呢?AMD 自己的 K5 CPU 却延迟了好几个月无法推出，最终，等得不耐烦的电脑厂又回到了 Intel 的怀抱。

这当然不是 AMD 历史上的唯一一次，事实上，类似的状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有的电脑厂商都想要 AMD 更争气一点，让他们可以不受 Intel 的主宰，但一次一次，AMD 都自己葬送了大好的机会。

因此 10 倍者不是运气比较好，当然运气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机会来了，你如何抓住它。Collins 称这个叫做 Return on Luck，翻成中文是“运气报酬率：，也就是把运气转化为实质“报酬”的能力。好运来时，10 倍者能够最大化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坏运来时，他们还能最小化损失，甚至把阻力转化为帮助组织与商业模式脱胎换骨，Pivot (转化)至更棒位置的助力。

这也就是我们东方人常说的乘势而为， 而终于在这本 Great by Choice 里面，Collins 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证明了它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

最后，就藉这篇文章，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有很多的好运，更重要的，都有超高的运气报酬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