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再新鲜，众筹的项目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回顾过去几年国外众筹平台兴起之际，众筹新闻曾一度是这个领域的焦点话题和热门项目。然而短短一年时间，新闻众筹几乎在国内的众筹平台销声匿迹，在国外也面临少人问津的尴尬。

在大多数人对于众筹新闻形式的评论中，大多数集中在商业模式上， 认为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是众筹新闻迅速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商业的角度移开，抛开一切可以预见的利益因素，只从新闻本身和整个媒体行业来 看新闻众筹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众筹新闻也许只能作为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概念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于公民新闻的追求，更多的反 映的是一种读者对于新闻价值本身的情感寄托，而并非它的这种形式不可或缺，概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这种新闻形式的生命力也在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

因此，众筹新闻热的兴起和消退并不是商业问题，更多的是传媒行业自身的问题，如果仅从商业这一个角度进行评判也许就已经偏离了它最开始的出发点。

单打独斗未必胜过编辑部流水线

众筹新闻的出现启发自读者但来源于记者，部分记者出于对于事件真相的执着或是其他私人目的，往往会避开体制的束缚单枪匹马进行对事件的调查，而这种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部分读者。由于目前媒体行业的现状，在新闻报道中受到的约束还比较多，读者对于事件背后真相的诉求往往在传统媒体的报道中得不到满 足，因而当记者本人站出来时往往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在有些时候仅仅是记者一时的冲动，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新闻的时效性已经消失殆尽，而网络传播的 特点也决定了一个话题在趋于平静之后很难再掀起大于其最高潮时的波浪。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能否坚持追求真相，读者又能否对话题持续投入关注，这都是一些不 可控的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众筹这种形式把记者作为个体推到了台面，而新闻的生产本身是一个群体合作的过程。众所周知，现在的新闻生产流程，记者和编辑 的职责是分开的，记者只负责采访和写作，而编辑负责对记者的稿件进行二次的加工和编写，稿件的论调和方向都是经过编前会细致讨论制定的。

由此可见，一个新闻的生产过程经过了多道程序，而众筹新闻更像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产品，他直接面相“用户”，接受“用户”的“投资”。虽然在外 界看来众筹新闻这种形式好像更能还原事件的真相，但实际上不论是人力还是稿件质量都无法得到保证。传统编辑部固然有它体制上相对僵化的一些问题，但是从新 闻生产的专业化角度来看，无疑是比记者的单打独斗要更有效率，也更能保证新闻价值。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曾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 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这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成为把关人理论，随后把关人理论作为一种原则 出现在了国内外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中，恪守把关人职责成为了体现新闻价值的重要方式。传统的编辑部模式，有着记者、编辑、各级主编和总编辑等多级把关人， 这对于保证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价值是一种很大程度的保证。而记者作为个体出现时，这种把关人的效力自然就弱了许多，个人的立场和被有意误导的观点如果掺入 其中，也就很难保证其最开始的目的，到底是迎合公众还是保持新闻价值就成了一个难以抉择的选题。

新闻价值和商业利益的冲突

众筹新闻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降低了新闻生产的门槛，此外，它还将新闻和金钱直接划了等号，这显然是有违各大媒体所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相比较同属新闻出版行业范畴的众筹出版来说，出版更像是一种粉丝经济的充分利用，但是新闻偏偏是拒绝和利益相关联的。

记者个人的理想主义也好，对新闻本质的执着也好，如果和金钱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就难免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新闻价值的保证就成了一个伪命题，而如果失去了新闻价值的新闻又有什么可读的意义呢。

另一个角度看，记者的角色区别于其他行业，他既不是舆论的引导者，也不是事件的仲裁者，而是一个站在中立角度的观察者、讲述者。而众筹新闻的出现， 更多的是将记者向一个事件解决者的方向去推，一旦记者有了这种思维惯性，就很难保证在采访过程中的公正性，而这一切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的。这个过程中记 者自身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个平台的出现，会成为一个来自各方面利益代表争夺舆论阵地的战线。简言之就是，记者有可能会在各种利益纷争中不知不觉间被人 当了枪使。众筹新闻的出现本是通过“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探索新的新闻生产方式，这在本质上有可能是一场新闻革命，但众筹新闻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可能变成迎合 资助者的新闻生产方式而失去了其最初出现的意义。

游走在法律边界的新闻众筹